我叫解放军故事简短（我叫解放军故事视频在线听）

连载之一：从荆江到海南，一支队伍的诞生

说起来，这个故事得从年讲起。

那一年，新中国刚刚成立三年，百废待兴。长江水患年年威胁着江汉平原，中央一声令下，要在荆江修分洪工程。要修工程，就得有人。什么人最能吃苦、最能打仗？当然是部队。

于是，从中南军区、湖北省军区，还有各个军分区，调集了一万多名指战员。这些人里头，有爬过雪山、过过草地的老红军，有扛过枪打过日本鬼子的八路军、新四军，还有刚刚从解放战争硝烟里走出来的解放军战士。他们凑在一块儿，组建了一支队伍，代号叫“部队”，对外叫水利四师。

这些人的任务，是在长江汛期到来之前，把太平口进洪闸修起来。

那真是跟老天爷抢时间。一万多号人白天黑夜轮班干，铁锹挖、扁担挑、竹筐抬，啥机械化设备都没有，全凭一身力气。结果你猜怎么着？天，硬是提前天把闸修好了。这可不是小事，这可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全国性的大水利工程，这一仗打响了，也打出了这支部队的名声。

可还没等他们喘口气，新任务来了。

年8月，正是南方热得能烤熟鸡蛋的时候，部队接到命令：千里行军，开赴海南岛。去干啥？修公路。

你想想，那时候的海南岛，可不是现在这个旅游胜地。那是真正的蛮荒之地，热带雨林密得透不进光，蚊虫多得能把你抬走。他们要在岛上修一条贯穿南北的海榆公路，那是国防大动脉，马虎不得。

一年多的时间，官兵们就在雨林里摸爬滚打。挖土方、填路基、架桥涵，硬是用手刨出了一条路来。年月，海榆公路通车了。这时候，这支部队的番号已经改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公路工程第二师，大伙儿都管它叫“公路二师”。

可谁也没想到，这条路修完，等待他们的，不是一个“打完仗回家”的结局，而是一场更大的转折。

那一年的月，武汉的冬天冷得能冻掉耳朵。公路二师近万名官兵，坐着闷罐子火车，从温暖的海南岛一路北上。铁皮车厢里挤得满满当当，呼出的白气在车厢顶结成了霜。有人裹着单薄的军装，有人把海南带来的草帽还顶在头上——他们不知道，这一趟火车，把他们带到了一个叫“青山”的地方，也把他们带进了新中国的钢铁历史。

连载之二：荒五里，来了穿军装的建设者

年月日，这个日子，许多老战士一辈子都忘不了。

火车在武汉青山蒋家墩附近停下来，官兵们跳下车，眼前的景象让他们愣住了。

这里没有营房，没有公路，放眼望去，全是沼泽、芦苇、烂泥塘。冷风从江面上刮过来，像刀子一样割脸。当地人管这个地方叫“荒五里”，方圆五里地，除了几个破破烂烂的村子，啥也没有。

有一片湖叫倒口湖，是年长江发大水冲开的豁口留下来的，湖水浑浊，周围长满了一人多高的芦苇。公路二师的五团，就被安排驻扎在倒口湖边上。

你猜他们住的啥？天当房，地当床。有人这么形容：“天当房，地当床，芦苇夹竹片糊上泥巴就是墙。”战士们从海南岛过来，身上还穿着短袖军装，连长一看这哪行，急得赶紧跑到汉口唐家墩去割稻草，回来给战士们铺床。

说起这个倒口湖，后来在青山人的记忆里可是个有故事的地方。那个时候，这湖边驻扎着上千号解放军，白天出去修路，晚上回来倒头就睡。湖边蚊子大得像小蜜蜂，嗡嗡嗡吵得人睡不着。战士们就用泥巴糊住脸，只露出两只眼睛。有老兵后来回忆说：“那时候，脸上的泥巴干了，一抠就是一层壳，比啥面膜都管用。”

可就是这么苦的条件，没人叫一声苦。

为什么？因为大家心里明白，他们是来干啥的。

年初，青山这片土地迎来了大动作。新中国第一个大型钢铁基地——武汉钢铁公司，就要在这里动工兴建。武钢的选址，就在青山蒋家墩这一带。这里头有苏联专家的建议：要靠近大城市，要有水有路。青山靠长江，离武汉不远，虽说眼下是荒地，可正适合平地起高楼。

建钢厂，第一件事是啥？不是砌高炉，而是“三通一平”——路通、水通、电通，土地平整。没有路，设备进不来；没有水，人没法活；没有电，机器转不动。而这三通一平，就落在了公路二师肩上。

年4月，春暖花开，公路二师的大规模筑路开始了。

他们要从武昌修一条大路到青山，这条路的任务有多重？我给你念几个数字：全长多少公里咱先不说，光是沿线那些沼泽地，有的地方挖下去6米深的泥巴还见不到底。那时候没有挖掘机，没有推土机，战士们用的是铁锹、扁担、竹筐。一筐土一筐土地挑，一层石头一层石头地垫。

有一个场景，后来写进了冶建史：公路二师的战士们穿着草鞋，在烂泥塘里排成一条长龙，你传我，我传他，把一筐筐土石往前递。泥巴糊到身上，干了就结成硬壳，壳掉了再糊上。有人脚上的草鞋烂了，就光着脚踩在泥里。有人肩膀磨破了，垫块布继续挑。

可就在这时候，发生了一件温暖的事。

青山当地有四位姑娘，看到战士们这么辛苦，就自发地跑来帮他们洗衣服。那时候条件差，洗衣粉都没有，姑娘们就在倒口湖边用湖水搓洗，洗完了晾在芦苇杆上。战士们一开始不好意思，姑娘们说：“你们帮我们修路，我们帮你们洗衣裳，这有啥？”后来这事儿传开了，人们就管那个地方叫“四美塘”，纪念这四个心灵手巧的好姑娘。

就靠这股子劲，到了年月，仅仅6个月，公路二师就提前完成了武昌青山二干道的修筑任务。这条路，后来改名叫“和平大道”。这个名字，寄托着那个年代中国人对和平建设的无限向往。

路通了，车来了。一辆辆满载设备和物资的卡车，沿着和平大道源源不断地开进武钢厂区。荒五里的寂静，被机器的轰鸣声彻底打破。

连载之三：脱下军装，他们成了“一冶人”

年月，一个重要的决定下来了。

公路二师的建制撤销。近万名官兵集体转业，就地编入武汉钢铁建设公司——也就是后来的“一冶”。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这些人里头，有当了一辈子兵的红军老战士，有从枪林弹雨里爬出来的战斗英雄。他们手里的钢枪换成了铁锹，身上的军装换成了工作服。那种滋味，不是亲身经历过的人，体会不到。

姜安宪就是其中之一。这个儒雅的老战士，当年是投笔从戎参的军，跟着毛主席南征北战，是个军械专家。转业的时候，他心里头酸得不行。可他后来在一篇文章里写道：“人民子弟兵，紧握钢枪保卫祖国和拿起铁锹钢钎建设祖国，都是为了人民过上幸福安逸的生活。脱下军装，人民军队的本色也不会变。”

这话说得朴素，可分量重得很。

转业不是解散，而是重新编队。按照冶金建设的需要，公路二师的官兵们被分成了土方公司、机械化站，还有机电、安装、管道、供排水、筑炉等专业公司。你可能会问，这些当兵的，哪会什么安装、筑炉啊？可那个年代的人就是这样，不会就学，学了就干，干了就要干好。

年初，武汉钢铁建设公司的总部从汉口搬到了青山工人村。这时候，又有一支队伍从东北赶来支援——重工业部建筑局第一建筑工程公司，多人从哈尔滨坐闷罐火车南下，在空气污浊的车厢里熬了几天几夜，才踏上青山的地面。

这两支队伍凑在一起，再加上从各地招收的新工人，到年，武建的职工规模已经达到了五万五千多人。五万多人啊，在当年的青山，那可是一支浩浩荡荡的大军。

年3月，武汉钢铁建设公司改名叫武汉冶金化学建筑总公司，后来又改成武汉冶金建筑总公司。不管名字怎么变，大家伙儿都习惯管它叫“武建”。而这个“武建”，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一冶”的前身。

公路二师加入武建，带来的不仅仅是人员数量的增加。最重要的是，他们把军队的作风带进了工地。那种令行禁止、敢打硬仗、不怕牺牲的战斗精神，在建设工地上开了花。

王宗来是年参军的，打过八里庄埋伏战斗，是个标准的军人。他后来回忆说，第一次上战场，听到子弹从耳边“嗖嗖”飞过，好像是首长在下令——“冲冲冲”。到了工地上，第一次听到混凝土振动棒发出“突突”的声音，那声音好像也是首长在下令——“冲冲冲”。

对他来说，战场和工地，其实是一回事。都是为了国家，都是冲锋陷阵。

年到年，是武钢建设全面铺开的两年。公路二师转业过来的官兵们，和其他建设者一起，完成了武钢厂区内外的铁路、附属企业、机电厂、耐火厂、焦化厂、烧结厂以及排水明渠等大量工程。每一块砖，每一根钢筋，每一方混凝土，都浸透了他们的汗水。

而这时候的青山，也在悄悄地变化着。

年2月，青山区重新成立。这个曾经只有几万人口的农业区，正在蜕变成一个工业新城。和平大道两旁，红砖楼房一栋栋地盖起来，工人村、八大家、红钢城，这些后来武汉人耳熟能详的地名，都是在这时候开始叫响的。

可生活条件的艰苦，依然是那个年代的真实底色。

许青海老人回忆，武钢建厂初期，从全国各地汇聚来的万余名职工和家属，住进了肖家湾基建村、简易村、自建村这些地方。房子是什么样的？外墙用砖砌，房顶和间隔墙用芦苇夹竹片糊上泥土，每户只有十几平方米。

这就是那个年代的“标准间”。

有人打趣说：“冬天的时候，外面刮大风，屋里刮小风；外面下大雪，屋里下小雪。”可就是这样的条件，没人抱怨。为什么？因为大伙儿心里都憋着一股劲儿——要把武钢建起来，要让新中国有自己的钢铁。

张寿荣院士后来回忆说，当年来武钢的建设者，很多都经历过解放战争、朝鲜战争，他们把战争精神延续了下来，用到了武钢的创建和创业上。这话说到了根子上。

连载之四：高炉出铁，他们创造了一个奇迹

年7月1日，一个值得载入史册的日子。

武钢一号高炉破土动工了。

这座高炉的容积是立方米，日产生铁吨以上，年产量可达万吨。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它比当时号称“西欧最大高炉”的英国威尔思公司四号高炉，日均产量还高出多吨。

可这么大的工程，外国人看了都摇头，觉得中国人不可能这么快建起来。当时有西方媒体冷嘲热讽，说这至少得三五年。

武钢人偏偏不信这个邪。

从开工那天起，一号高炉工地上就没断过人。白天干，晚上干，三班倒，人歇机器不歇。那时候没有现代化的施工机械，很多活还是靠人力。浇筑混凝土，一车一车地推；绑扎钢筋，一根一根地拧；吊装构件，全靠卷扬机和葫芦。

公路二师转业过来的官兵们，在这场会战中冲在最前面。那些曾经在战场上拼刺刀的手，现在握的是钢钎和扳手。那些曾经在枪林弹雨中冲锋的腿，现在在脚手架上爬上爬下。

年9月日，这是一个让所有武钢人、所有一冶人、所有公路二师老战士刻骨铭心的日子。

那天，两万多人聚集在一号高炉前，毛主席亲临现场，要亲眼见证第一炉铁水出炉。

下午三点多钟，高炉出铁口打开了。

火红的铁水像一条巨龙，从出铁口喷涌而出，火花四溅，热浪扑面。整个出铁场被映得通红，欢呼声、掌声、锣鼓声响成一片。

毛主席站在出铁场平台上，看着那奔流的铁水，脸上的笑容，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记得清清楚楚。

从年7月1日动工，到年9月日出铁，总共个月零天。一冶人用这个数字，把外国人眼里的“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那天晚上，许青海和王水枝他们，都激动得睡不着觉。王水枝那时候还没上一号高炉，但他后来在这座炉子前干了三十年，得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他说：“这是毛主席来过的炉子啊，只能添光，不能丢脸。”

许青海后来总结说，老武钢人把“胸怀祖国、为国争光”落实在行动上。人们的言行，总是和建设繁荣富强的新中国紧紧联系在一起。

这话一点不假。你看那个年代的人，他们的想法特别简单：国家需要钢铁，我们就要炼出钢铁；国家需要建设，我们就要把工程干好。什么苦啊累啊，在这些朴素的念头面前，都不值一提。

连载之五：从“一冶”到“中国一冶”，一支队伍的血脉传承

一号高炉出铁之后，武钢的建设并没有停下来。

年3月，武汉冶金建筑总公司与武钢合并，改称武汉钢铁公司建设公司。后来，又几经分合。年，武汉冶金建设公司成立，直属冶金工业部领导。年月日，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发生了：冶金工业部决定，将所属施工企业按序号命名，武汉冶金建设公司改名为第一冶金建设公司。

这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一冶”。

年，一冶的职工人数发展到了三万八千多人。这个数字背后，是一支从战火中走来、在建设中成长的建设大军。公路二师的老战士们，已经成了这支队伍的骨干力量。他们带着徒弟，传着经验，把“敢打硬仗、能打胜仗”的作风，一点一点地种进了一冶的血脉里。

年，为了加速四川攀枝花钢铁基地的建设，一冶一分为二，人奔赴大西南，组建了第十九冶金建设公司。留在武汉的一冶，还有两万多人。

从那以后，一冶的足迹遍布全国。武钢的每一期扩建，邯钢、马钢、攀钢、天津无缝钢管厂……全国有十分之一的钢铁产能，都有一冶人的汗水。

改革开放以后，一冶更是闯出了一片新天地。深圳国贸大厦，一冶人创下了“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在海外，一冶的施工队走进了德国、日本、孟加拉国、津巴布韦、科威特等几十个国家和地区。

而公路二师那些老战士们呢？

姜安宪后来当了一冶的宣传部长，成了研究冶建发展史的“代言人”。他编纂了《一冶志》《湖北冶金志》等重要史料，获得了湖北省地方志成果奖。如今，老人家已经九十多岁，依然活跃在思想文化、宣传教育的舞台上。

张远，这个从中南军区军政大学湖北分校毕业的老战士，离休后迷上了国画。他说：“当兵打仗去了许多地方是为了保卫祖国，退伍搞建设也去了许多地方是为了建设祖国。我们的国家很美，我要用手中的画笔表达我对她的赤子之心。”

王宗来，从一名普通士兵成长为一冶水泥厂的党委书记。退休后，他一直关注着国家的发展。当他看到自己参与建设的青山江滩成为世界军人运动会的比赛场地时，热血沸腾，心里头满是自豪。

还有常海，当年是北京知青，被分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工程队。他和两千多名军垦筑路工人，用了七年时间，烧制了万块红砖，铺筑了公里长的砖砌公路。年，已是耄耋之年的常海专程从北京回到新疆，站在自己当年修建的公路上，看着那“人”字形的砖砌路面依然平坦，泪水溢满了眼眶。

年，中国一冶迎来了建厂周年。七十年的风雨兼程，这支队伍已经从当初的公路二师，变成了一个拥有四千多名职工、资产七十多亿元的大型综合性施工企业。当年那些战士们的后代，依然奋战在国家建设的各条战线上。

回望这段历史，你会明白一个道理：一支队伍的血脉，不是靠番号传承的，是靠精神传承的。

公路二师的番号，早就写进了历史。可那种“听党指挥、服务大局”的政治意识，那种“不怕牺牲、敢打硬仗”的战斗作风，那种“艰苦奋斗、甘于奉献”的创业精神，在一冶的血脉里，在一代又一代建设者的骨子里，一直在流淌。

正如当年公路二师的老战士们说的那样：“人民子弟兵，紧握钢枪保卫祖国和拿起铁锹钢钎建设祖国，都是为了人民过上幸福安逸的生活。脱下军装，人民军队的本色也不会变。”

这话，如今听来，依然掷地有声。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