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史上最牛”创业团队成立的故事。

年的夏天。

此时的中国，依旧是军阀混战，民不聊生。

但在历史的暗流中，有一股足以掀翻整个旧世界的火苗，正在悄悄积聚。

6月日，岁的教员，和老友何叔衡，坐船离开了长沙。

去哪？上海。

干什么？开会。

开什么会？不能说。

那天下午，教员和何叔衡先去赴了一场饭局。

说是饭局，其实寒酸得很，几个朋友凑在草场门外，吃了点猪肉，照了张相。

然后，握手、告别。

当时的《湖南通俗报》主编谢觉哉，在当天日记里写了这么一行字：

“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之招。”

五个圆圈。他不敢写，但又怕忘。

那五个圈，是他对一个秘密的全部记录。

说来也巧。教员上船后，一进船舱，愣住了。

舱里坐着一个熟人，萧子升。

萧子升是谁？教员当年在湖南一师的好兄弟。他和教员、蔡和森并称“湘江三友”，妥妥的风云人物。

萧子升这次是经过上海，要去法国。

老友相见，本该高兴。但这一夜的船舱里，却充满了火药味。

教员正在读一本《资本主义制度概论》，话题自然就聊到了中国的前途。

教员的观点很明确：中国的出路，在马克思主义，在无产阶级革命。

萧子升不同意。他觉得中国应该走温和改良的路，搞教育，搞实业，慢慢来。

两个人争。从傍晚争到深夜，又从深夜争到天亮，谁也说服不了谁。

后来萧子升在回忆录里写了一段话，读起来让人心里一酸：

“我和他经常讨论社会主义问题，彼此都以老朋友真诚相待，都希望对方接受自己的观点，可是越谈越谈不拢。有时竟夜长谈，忘记睡觉。在谁也说服不了谁的时候，都很伤心，甚至潸然泪下。但是我们都以友情为重，谁也没有出口伤人。”

你看，两个年轻人，因为方向不同，争到流泪。

他们都觉得自己找到了正确的路，都想拉对方一把。

可这个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有时候不是生死，而是我站在你面前，你却走向了另一个方向。

这次争论，其实也是一场告别。

7月4日，教员、何叔衡抵达上海。

当时的上海，十里洋场，纸醉金迷。

但这一切，跟教员他们这群人，没啥关系。

大会的住宿和场地，是李达的夫人王会悟安排的。

为了省钱，也为了掩人耳目，她以“北大暑期旅行团”的名义，在法租界蒲柏路私立博文女校楼上，租了三个房间。

因为暑假，学校没人，非常安静，完美。但是条件嘛……自然是很差的。

教员和何叔衡住在靠里面一间，光线暗得很。教员找了两条长凳，架上一块木板，这就算床了。

其他代表更惨，连木板都没有。王会悟买了些苇席，一人一张，往地板上一铺，齐活。

大上海，七月底，没有空调，没有电扇。几个大男人，挤在逼仄的房间里，汗流浃背。

当然，也有例外。

广州代表陈公博，带着新婚妻子住进了豪华的大东旅馆，没事就陪媳妇儿逛街买东西。

同样是来开会，住处的差距，大概已经暗示了某些人日后的走向。

7月日，晚上八点。“一大”开幕了。

在李汉俊和他哥哥李书城的住所。一栋两层小楼，黑漆大门，青红砖交错，外表平平无奇。

楼下客厅，一张大餐桌，几把椅子，桌上放着茶杯和几份文件。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在这里，秘密开幕了。

十几个人，围坐在桌前。

我来给你报一下这十三个人的名字：

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

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

长沙代表：毛泽东、何叔衡。

武汉代表：董必武、陈潭秋。

济南代表：王尽美、邓恩铭。

广州代表：陈公博。

旅日代表：周佛海。

另外还有一个列席的包惠僧，他是陈独秀先生的代表。

还有共产国际派来的两个外国人，荷兰人马林和俄国人尼克尔斯基。

年龄最大的何叔衡，岁。最小的刘仁静，才岁。

平均年龄岁，正好和教员同龄。

按理说，教员作为湖南代表，又是未来的绝对核心，这个时候应该大放异彩了吧？

并没有。

在“一大”的会场上，教员的存在感，其实并不高。

当时会场上最风光的人是谁？

是北京代表张国焘，岁，北大高材生，能言善辩。

由于陈独秀和李大钊都没来，张国焘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赏识下，直接成了大会的主持人。

他往那一坐，指点江山，俨然一副青年领袖的派头。

而教员呢？他被安排了一个职务：会议秘书。说白了，就是做会议记录。

开会的时候，教员绝大多数时间都在低着头，奋笔疾书，默默听着别人高谈阔论。只做了一次正式发言，汇报长沙小组的工作情况。

有人称赞说：“长沙的组织是比较统一而整齐的。”

包惠僧后来回忆：“他老成持重，沉默寡言。如果要说话，即是沉着而有力量。”

刘仁静回忆：“他很少发言，但他十分注意听取别人发言……采取谨慎谦虚态度，不轻易发表意见。”

张国焘的回忆，则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口吻：“他是一位较活跃的白面书生，穿着一件长布衫，他的常识相当丰富，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并不比王尽美、邓恩铭等高明多少。”

你看，那时候在张国焘眼里，教员不过是一个“常识丰富”的普通代表。

李达后来回忆了一个细节：他在代表住所的房间里，经常走走想想，搔首寻思。同志们经过窗前跟他打招呼，他都看不到。有些同志不理解，说他是“书呆子”、“神经质”。殊不知他是正在计划着，回到长沙后如何推动工作，要想出推动中国革命事业发展的办法。

别人在聊天，他在思考。

别人在休息，他还在思考。

别人在争论理论，他在琢磨怎么干。

这就是教员和其他代表最大的不同，他永远在想：接下来，怎么干？

理论再漂亮，落不了地，就是空话。

这个特质，贯穿了他的一生。

7月日，晚上七点，第六次会议正在进行。

突然，客厅的门被推开了。

一个穿着灰布大褂的陌生男人，探头探脑地往里看。

李汉俊站起来问：“你找谁？”

那人眼神滴溜溜乱转，含糊其辞地说：“哦……我找社联的王主席……啊，走错了，对不起。” 说完，转身就跑。

屋里瞬间安静了。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那是久经沙场的老特工了，警惕性极高。

他一拍桌子，低声吼道：“不好！这是密探！马上散会！所有人立刻撤离！” 大家一看马林这么紧张，赶紧收拾东西，分头从后门、弄堂散了。只留下李汉俊和陈公博留下来打掩护。

仅仅十几分钟后。警笛声大作！ 一辆警车停在弄堂口，一个法国警长，带着两个法国侦探、两个中国侦探、三个翻译、还有几个全副武装的法国兵，如狼似虎地冲进了屋子。

“你们刚才在干什么？是不是在秘密开会？” 法国警长厉声盘问。

李汉俊用流利的法语对答如流：“没有，我们就是几个人在一起聊聊天，探讨一下学术。”

&#;那两个外国人是哪国人？&#;

&#;英国人。&#;

警察不信，翻箱倒柜搜了整整半个小时，一无所获。

真是万幸！当时匆忙撤退时，有份极其机密的党纲草案，被塞进了抽屉里。

那帮警察翻了半天，竟然没翻到那个抽屉。最后没查出什么实锤证据，警察只好警告了几句，悻悻地撤了。

就差一点点！这颗刚发芽的种子，差点就在那天晚上被连根拔起了。

上海是待不住了，法租界的巡捕已经盯上了他们。

会议还得继续开，去哪儿呢？

王会悟站出来说了一句话：

“去我家乡吧。嘉兴南湖，风景好，我可以租一条大画船，你们一边游湖一边开会，谁也看不出来。”

大家一拍大腿：妙啊！

8月5日一大早，王会悟带着董必武、何叔衡先行出发，打前站。

教员和其他代表坐第二班火车，上午到达嘉兴。

李汉俊走不了，他正被密探盯着。两个外国人太显眼，也不能去。

陈公博呢？他借口老婆那天晚上被搜查吓着了，带着夫人跑去游山玩水去了。

你品品。革命还没成功，有人就已经开始躲了。

一个人在关键时刻的选择，早就写好了他一生的结局。

陈公博后来当了汪伪政府的立法院长，抗战胜利后以汉奸罪被枪毙。

上午九点多，南湖。

一条米长的画船，在湖面上缓缓飘荡。

天公作美，下起了蒙蒙细雨。湖面上雾气缭绕，游人稀少。

船舱里，摆着一张麻将桌，上面放着麻将牌。只要有别的船靠近，大家就哗啦哗啦搓麻将。船一走远，大家就接着压低声音讨论大事。

经过充分讨论，几天的大会主要干了几件大事：

第一，确定党的名称：就叫“中国共产党”！旗帜鲜明，毫不含糊！

第二，讨论并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这个纲领明确规定，党的奋斗目标，是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最终实现共产主义。

第三，讨论并通过了党的第一个决议：主要是关于当前工作的方针，比如要集中精力领导工人运动等等。

第四，选举了党的中央领导机构：考虑到党员人数还很少，决定暂时不成立中央委员会，先成立一个中央局，作为临时领导核心。选举陈独秀担任书记，李达担任宣传主任，张国焘担任组织主任。

下午六点，南湖红船上，“一大”全部议程结束，从7月日正式开始，到8月5日结束，历时天。

会议就这样有惊无险地开完了，这种“红船精神”，也成了党史上的一个重要象征。

一个影响整个民族、整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的“超级大党”，从这里启航了。

代表们站在船舱里，心情激荡。他们不敢大声喧哗，只能紧紧握着拳头，压低嗓音，用只有他们自己能听到的声音，齐声呼喊：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这声音很轻，轻到传不出这艘木船。

但这声音又极响，响到在未来的二十八年里，它化作了无数人的呐喊，化作了隆隆的炮火，震碎了整个旧中国！

当天晚上，教员和萧子升聊天。

教员从早忙到晚，又困又累，但他睡不着，太兴奋了。

他连澡都没洗，直接往木板“床”上一躺，对萧子升说：

“代表们大多都不错。有些人还受过很好的教育，懂日语和英语。”

停顿了一下。

然后他说出了那句在我看来，整个年最震撼的话：

“假如我们努力奋斗，再过三五十年，共产党就有可能解放中国。”

又是一个惊天的预言。

年，说出这句话，别人会觉得他在做梦。

但教员知道，这绝不是梦。因为他看到了那颗名叫“马克思主义”的种子，一旦落入中国这片苦难深重的土地，必将长成参天大树。二十八年后，教员没有食言。从这间破旧的宿舍，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不过当时，大家都处在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

既然是革命，那就一定会有人掉队，有人背叛，有人牺牲，有人坚持到最后。

这个人，完美诠释了什么叫“大浪淘沙”。

让我们快进一下他们的人生结局，你会感受到一种极致的历史震撼感：

第一类：叛徒。 那个住大酒店、不敢去南湖开会的陈公博，后来脱党，投靠了汪精卫，成了全国头号大汉奸之一。抗战胜利后，被枪毙了。

还有周佛海，不仅当了汉奸，还成了汪伪政权的大管家，最后死在南京的老虎桥监狱里。

第二类：迷失者。 那个在会上出尽风头的会议主席张国焘，后来在长征途中闹分裂，最终叛党投敌，晚年凄凉地死在加拿大的养老院里。

那个最年轻的刘仁静，后来成了托派，被开除出党，晚年死于车祸。

包惠僧，大革命失败后脱党，跑去国民党政府里当了个小官。

李达，建党后不久也脱了党，专心做学问去了，虽然解放后又重新入党，但终究错过了那段最波澜壮阔的岁月。

第三类：烈士。

年纪最大的何叔衡，在红军长征时留在苏区打游击，为了不拖累战友，他在福建长汀跳崖牺牲。

邓恩铭，岁在济南就义，牺牲前还唱着《国际歌》。

王尽美，积劳成疾，岁病逝在革命一线。

李汉俊，建党后因为政见不合退党，但依然坚持马克思主义，年被军阀杀害。

陈潭秋，后来在新疆被军阀盛世才秘密杀害。

他们没能看到红旗插满神州大地的那一天。

但他们把自己化作了铺路石。

第四类：守护者。 个人里，走到年月1日，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亲眼看着五星红旗升起的，只有两个人。 一个是湖北代表，董必武。另一个，就是教员。

这就是中国革命，这不是请客吃饭，这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生死考验。

面对敌人的屠刀，面对升官发财的诱惑，面对无数次的失败和绝望。

有人怕了，有人累了，有人变节了。

而教员，从年那个夏天开始，他认准了这条路，就再也没有动摇过。

不管是被排挤、被撤职、被误解，还是面对几百万敌军的围剿，或者面对长征路上的雪山草地。

他咬着牙，挺着脊梁，一步一步，硬是把一个只有多人的小党，带成了世界第一大党，领导着中华民族一步一步走向复兴。

年7月的那个夏天，风吹过嘉兴南湖的湖面，也吹进了历史的深处。

这场风，最终摧枯拉朽，席卷了整片神州大地。

8月中旬。

教员收拾好他那个简单的布包，踏上了回湖南的火车。他没有在上海的十里洋场多做停留，他急着回去，因为他知道，真正的战斗，现在才刚刚开始。

下一期，我们将跟随教员回到长沙。

这段时间，又会发现什么事情呢？我们下期再接着聊。

我是亿文，下期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