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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这年秋天来得格外迟。入了九月,暑气还黏在人身上,像一层洗不掉的汗。老周从茶叶铺子里出来,手里拎着一包新买的龙井,拐过街角的时候,看见一个穿灰布衫的老头蹲在墙根底下,正拿一根树枝逗弄地上的蚂蚁。
那老头抬起头来,朝他笑了笑。
老周站住了。他盯着那张脸看了半晌,忽然觉得喉头有些发紧。
“老余?”
灰布衫老头慢慢站起来,树枝还捏在手里。他歪着头打量老周,眼睛眯成两条缝,缝里闪着一点浑浊的光。过了好一会儿,那光忽然亮了一亮。
“周秉义?”
两个人就这么站着,隔着三步远的距离,谁也没往前走。街角的梧桐树正往下掉叶子,有一片落在老周肩上,他没察觉。
“二十三年了。”老余先说。
“二十三年零四个月。”老周说。
话出了口,他自己也有些吃惊。怎么记得这样清楚?
老余把那根树枝扔了,拍了拍手上的土。他的手有些抖,不知是激动,还是别的什么缘故。
“还住在老地方?”
“搬过两回。现在住东城,棉花胡同。”老周顿了顿,“你呢?”
“我没动窝。”老余笑了笑,露出一口豁了边的牙,“还在帽儿胡同那间破屋里,等着拆迁呢。”
两人又沉默了。巷子里有个卖糖葫芦的推着车过去,吆喝声拖得老长,尾音在秋风里颤巍巍地散开。
“我那口子前年没了。”老余忽然说。
老周点点头,没接话。他知道老余会接着说下去。
“走的时候倒不遭罪,睡着觉就过去了。早上我推她,身子都凉了。”老余说这话时语气很平,像在说别人家的事,“她这辈子跟着我,没享着什么福。走的前一天晚上还念叨,说想吃稻香村的槽子糕,我寻思第二天去买,没来得及。”
老周听着,手里那包茶叶的绳子勒进肉里,他也不觉得疼。
“你家里呢?”
“都好。”老周说,“闺女嫁了,儿子在读研。老伴儿还在,身体还成。”
老余点点头,又蹲下去了。这回不是逗蚂蚁,是蹲着歇气。老周看出来,他的腿脚大概是不太利索了。
“我家就在前头。”老余朝巷子深处指了指,“要是没事,过去坐坐?”
老周看了看手表。四点二十三分。他本来要去邮局寄东西,但这时候邮局关不关门,他已经想不起来了。
“走吧。”他说。
二
帽儿胡同还是老样子,窄得只能并排走两个人,两边墙上爬满了爬山虎,叶子已经红了,风一吹,哗啦啦地响。老余走在前头,步子慢,一脚深一脚浅的,后脑勺上的头发白了大半,稀稀拉拉地盖不住头皮。老周跟在后头,看着他后颈上那道疤,还是二十多年前打架留下的,颜色淡了,但位置没变。
那会儿他们才二十出头,在砖厂干活,年轻气盛。有一回和隔壁厂的工人起了冲突,推搡起来,老余替他挡了一铁锨,后颈上开了一道口子,血淌了一背。老周背着他往医院跑,跑了一路,血滴了一路。
“你还记得不?”老周忽然问。
老余没回头:“记得什么?”
“那回你替我挨的那一下。”
老余回过头来,笑了笑:“记得。那会儿你瘦,背我跑了二里地,歇了八回。”
“胡说,就歇了三回。”
“八回。”
“三回。”
两人对视一眼,都笑了。笑着笑着,老余的笑容就收了回去,低下头,继续往前走。
老周明白他在想什么。那件事过去没多久,他们就闹翻了。为了什么,现在想来简直可笑——为了一张五块钱的钞票,老余说那是他丢的,老周说那是他娘给他寄来的。吵着吵着动了手,打完了,谁也不理谁。后来老余调去了别的车间,再后来老周辞了砖厂的活,进了街道工厂。两个人住得不远,走路不过二十分钟,却再也没见过面。
头几年还想过,要不要去找他,道个歉。可每次走到帽儿胡同口,又折回去了。面子这东西,年轻时比命还重。再后来娶妻生子,日子像磨盘一样转起来,那些陈年旧事就磨碎了,碎成齑粉,风一吹,不知道散到哪儿去了。
有时候半夜醒来,老周也会想,老余现在怎么样了?是不是还那么倔?头发白了没有?身子骨还硬朗吗?想着想着就睡着了,第二天起来,又忘了。
要不是今天在街角遇上,他大概会这么一直想下去,想到两个人都入了土,也没见上一面。
“到了。”老余推开一扇掉了漆的木门,门轴吱呀一声,像老人的叹息。
是个小院子,方正正的一间,种着一棵石榴树,树上挂着几个干瘪的果子,没人摘。树下放着一张竹躺椅,椅背上搭着一件旧毛衣,女式的,洗得发白了。
老余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说:“她的。我舍不得收。”
老周没作声,跟着他进了屋。
三
屋里光线暗,一股霉味儿混着中药味儿扑面而来。老周眯着眼睛适应了一会儿,才看清屋里的摆设:一张八仙桌,两把椅子,桌上搁着一个搪瓷缸子,缸沿上磕掉了瓷,露出黑铁。墙角堆着些杂物,用旧床单盖着。靠墙的柜子上摆着一台老式收音机,落满了灰。
“坐。”老余拉开一把椅子,自己坐了另一把。
老周坐下来,把那包茶叶放在桌上。老余看了一眼,没问是什么,起身去灶间烧水。老周听见他在里头咳嗽,咳了好一阵才停下,然后传来水壶搁在煤气灶上的声音,嗒的一声,打着火。
他环顾四周,看见墙上挂着一个相框,里头夹着几张黑白照片,边缘都泛黄了。有一张是两个人的合影,一男一女,男的年轻,穿着中山装,女的梳两条辫子,穿着碎花布衫。老周凑近看,认出那男的是老余,女的想必就是他那位走了两年的老伴儿了。照片上的老余咧着嘴笑,露出一口白牙,意气风发的样子。
另一张是三个人的合影,多了个孩子,四五岁的男孩,虎头虎脑的。老余抱着他,还是笑,笑得眼睛都没了。
老周的目光往下移,看见相框最下面夹着一张巴掌大的黑白照片,已经模糊得快看不清了。但他还是一眼就认出来了——那是他们几个工友在砖厂门口的合影。他自己站在左边,老余站在右边,中间是车间主任,一个秃顶的老头。几个人都穿着工作服,脸上带着疲惫的笑。
那时候他二十岁,老余二十一。
水开了。老余拎着壶出来,往搪瓷缸子里倒水,又从柜子里摸出两只搪瓷杯,一只印着“奖”字,一只印着牡丹花。他把那包茶叶拆开,往两只杯子里各捏了一撮,冲上水。
“龙井?”他问。
“嗯。”
“好茶。”老余说,“我有多少年没喝过这么好的茶了。”
老周端起杯子,烫,又放下了。他看着热气从杯口升起来,扭扭捏捏地往上飘,在空气里散开,没了。
“你那儿子,”老周说,“现在干什么呢?”
老余愣了一下,随即明白过来,他在问照片上那个孩子。
“没了。”他说。
老周的手顿住了。
“八岁那年,发高烧,没救过来。”老余说得很慢,像在念一份很旧的报纸上的字,“那时候医院远,背着去,半道上就咽了气。”
屋里静得能听见茶叶在水里舒展的声音。
“后来也没再要?”
“她身子不行了。”老余说,“再说,也怕。”
怕什么,他没说。老周也没问。
两个人对着茶杯,谁也不说话。窗外那棵石榴树上,有只麻雀在叫,叫了几声,扑棱棱飞走了。
四
“你还记得孙猴子吗?”老余忽然问。
老周想了想,笑起来:“记得,怎么不记得。那会儿他老学孙悟空,见人就叫‘俺老孙’,后来大伙儿都叫他孙猴子。”
“他走了有十年了。”老余说,“肺癌。抽烟抽的。”
老周沉默了一会儿。孙猴子是他们当年的工友,瘦小机灵,爱说爱笑,最爱模仿孙悟空的动作,拿根棍子就能耍一套猴拳。有一回在食堂吃饭,他学孙悟空翻筋斗,从条凳上翻下来,摔了个四脚朝天,把一屋子人都笑岔了气。
“还有老李头呢?”老周问。
“也走了。脑溢血,倒在车间里,抬出来的时候人就不行了。”
“大刘呢?”
“前年走的,心脏病。走之前还念叨你呢,说周秉义这小子,怎么就不来看看咱们。”
老周没说话。茶杯里的茶叶沉了底,一片片舒展开,绿得发亮。
“就剩咱们俩了。”老余说。
窗外的光线暗下来,屋里的影子拉长了,拖到墙上,拖到地上,拖到两个人的脚边。老周看着自己的影子,又看看老余的影子,两个影子挨得很近,中间却隔着一道空隙,刚好够一只手伸过去。
“那五块钱,”老余忽然说,“是我记错了。”
老周抬起头。
“后来我想起来,我那五块钱是塞在枕头底下的,没丢。你那五块钱,八成真是你娘寄来的。”老余说这话时没看他,眼睛盯着杯子里的茶叶,“我不该跟你吵。”
老周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咽回去了。过了好一会儿,他才说:“我也不是东西。为五块钱,跟你打了那一架。”
“那时候年轻嘛。”老余笑了笑。
“年轻个屁。”老周说,“二十四了,还年轻?”
老余笑出了声,笑声在屋子里转了个圈,撞到墙上,又弹回来。笑着笑着,他又咳嗽起来,咳得弯下腰,脸憋得通红。老周站起来想给他拍拍背,他摆摆手,自己慢慢直起身来。
“老毛病了。”他喘着气说,“肺不行了,医生说是尘肺,年轻时候在砖厂落下的。”
老周看着他,心里头忽然像被什么东西揪了一下。他想说什么,又不知道说什么好,最后只是坐下来,把杯子往老余那边推了推。
“喝茶。”他说。
老余端起杯子,抿了一口,咂咂嘴。
“这茶不错。”他说,“是梅家坞的吧?”
“你倒懂行。”
“懂什么行。”老余摇摇头,“年轻时候在茶厂干过两年,学过一点儿。后来茶厂倒了,又回砖厂了。”
老周记得这事。那两年老余去了茶厂,他们还通过几封信,信里老余说茶厂的工作轻省,就是钱少,不如砖厂挣得多。后来信就断了,再后来老余又回了砖厂,他们才又见着面。
“那两年你在茶厂,”老周说,“给我写信,说等发了工资请我喝酒。后来也没请成。”
老余愣了一下,好像早忘了这事。他想了一会儿,才想起来:“对,对,是有这么回事。那时候穷,工资发下来就还了债,哪还有钱喝酒。”
“后来呢?”
“后来就忘了。”老余说,“再后来,就吵翻了。”
两个人又沉默了。天完全黑了下来,屋子里没开灯,只有窗外的路灯光透进来一点,照在老余脸上,半边亮,半边暗。他的脸比年轻时候瘦多了,颧骨凸出来,眼窝陷下去,下巴上的肉松垮垮地垂着,像一只放了很久的梨。
“开灯吧。”老周说。
老余摸索着站起来,走到门边,按了一下开关。头顶的白炽灯泡闪了几下,亮了,发出嗡嗡的响声。屋子里一下子亮堂起来,那些阴暗的角落都暴露在灯光下,墙上的裂纹,桌上的油渍,地上的烟头,全都清清楚楚。
老余坐回来,端起茶杯,茶已经凉了。他起身要去添热水,老周按住他的手。
“别添了。”他说,“凉了好,凉了也能喝。”
五
老余又坐下了。两个人就着凉茶,慢慢地喝。茶是苦的,但苦里有一点回甘,在舌尖上打着转儿。
“你那闺女,”老余问,“多大了?”
“三十一了。”老周说,“嫁了个教书的,在师范大学,教古代汉语。”
“好,好。”老余点点头,“有孩子了吗?”
“有个小子,七岁了,上小学一年级。皮得很,见天惹祸,上礼拜把同学的脸抓破了,让人家家长找上门来,我和他姥姥赔了半天不是。”
老余笑起来:“小子嘛,都这样。我小时候也皮,有一回把邻居家房顶的瓦掀了,让我爹打了一顿,屁股肿了三天,坐不得凳子。”
“你那会儿比我还皮。”老周说,“有一回在砖厂,你往食堂大师傅的碗里放了半把盐,把大师傅咸得直跳脚,追着你绕着厂子跑了两圈。”
“那不是他老给我打菜手抖嘛。”老余嘿嘿笑着,“一小勺红烧肉,他抖三抖,抖得只剩三块。我气不过,就想治治他。”
“后来呢?”
“后来让他逮着了,扣了我半个月奖金。”老余说,“那半个月我天天啃窝头,你天天分我一半菜吃,忘了?”
老周愣了一下。这事他真忘了。他努力回想,却怎么也想不起来自己给老余分过菜。可老余这么一说,他又好像模模糊糊有点印象,好像是有这么回事,好像是有一回在食堂里,他把自己的红烧肉拨了一半到老余碗里。
“你记错了吧?”他说,“我不记得这事。”
“你当然不记得。”老余说,“你那会儿天天惦记着回家看你娘,哪有心思记这些。”
老周想了想,好像真是这样。那几年他娘身体不好,他一下班就往家跑,从不在厂里多待。老余那话的意思是——他忽然明白过来,那意思是,老余记得那些他不记得的事。
“你那会儿,”老周说,“没少替我干活吧?”
老余笑了笑,没承认,也没否认。
“有一回你家里有事,让我替你把那批砖码完,我码了一宿,天亮才回去睡觉。”他说,“第二天你来了,问我累不累,我说不累。你还真信了。”
老周看着他,嘴唇动了动,好半天才说出话来:“你怎么不说呢?”
“有什么好说的。”老余端起杯子,又喝了一口凉茶,“都是兄弟,说那些干什么。”
兄弟。
这个词从老余嘴里说出来,轻飘飘的,像一片落叶,落在老周心上,却沉甸甸的。他想起年轻时候,他们确实以兄弟相称,老余叫他“秉义”,他叫老余“老哥”。那时候他们一起干活,一起喝酒,一起骂工头,一起憧憬以后有钱了干什么。老余说他要娶个媳妇,生一炕娃,老周说他要去北京看看天安门,爬爬长城。老余笑他没出息,北京那么远,去一趟得花多少钱。老周说他不管,他就是想去。
后来呢?后来老余娶了媳妇,没生一炕娃,只生了一个,还没了。后来老周去了北京,看了天安门,爬了长城,站在长城上往下看,想的是要是老余也在就好了。
“你那北京,”老余忽然说,“后来去了吗?”
老周点点头:“去了。八几年去的,出差,顺道看了看。”
“天安门大吗?”
“大。”
“长城长吗?”
“长。”
老余点点头,没再问了。他低下头,看着杯子里的茶叶,那些叶片已经吸饱了水,沉在杯底,一片挨着一片,挤挤挨挨的。
“我这辈子,”他轻声说,“哪儿也没去过。”
六
老周不知道该说什么。他想说,你以后可以去,腿脚还利索,坐火车,几天就到了。可这话他说不出口,因为他知道老余去不了。不是腿脚的事,是日子的事。老余的日子,大概不剩多少了。
“你那病,”他问,“医生怎么说?”
老余抬起头,看着他,笑了笑,笑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
“医生说,还能活一年。”他说,“最多一年。”
老周的手抖了一下,杯子里的茶洒出来一点,滴在桌上,洇开一小片。他盯着那片水渍,盯了很久,好像那是什么要紧的事。
“那你就这么在家待着?”他问。
“不待着能怎么着?”老余说,“住院住不起,吃药也就那样,治不好了。医生说,想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想了想,也没什么特别想吃的,也没什么特别想去的。”
“北京呢?”
老余愣了一下,又笑了笑,这回笑里带着点孩子气的不好意思:“那得多少钱。”
“我出。”
话出了口,老周自己都吓了一跳。他不知道自己怎么会说出这两个字来,好像有另一个人替他说的。可说了就说了,他也不想收回来。
老余看着他,眼睛里有光闪了闪,又灭了。
“算了吧。”他说,“你这把年纪了,跑一趟不容易。再说,我一个人去有什么意思。”
“我陪你去。”
老余不说话了。他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那双手干枯粗糙,骨节凸出,上面长满了老年斑。他用这双手干了一辈子活,码砖,和泥,扛麻袋,什么累活都干过。现在这双手搁在桌上,像两件用旧了的工具,等着被扔进垃圾堆。
“秉义。”他忽然叫了一声。
“嗯?”
“你恨我不?”
老周愣住了:“恨你什么?”
“恨我当年跟你吵那一架。”老余说,“恨我这些年没去找你。”
老周沉默了一会儿,说:“我这些年,也没来找你。”
两个人对着坐着,谁也没再说话。灯泡在头顶嗡嗡地响,那声音不大,却刺得人耳朵疼。老周抬起头看了看那个灯泡,灯泡上落满了灰,光线透出来,昏暗昏黄的,照得屋里一切都蒙了一层旧。
“那五块钱,”老周说,“我娘真给我寄过。”
老余点点头:“我知道。”
“你知道?”
“后来我想起来了。”老余说,“你那会儿高兴得什么似的,举着那五块钱给我看,说请你吃糖。我说吃糖有什么意思,喝酒去。后来就去喝酒了,喝了二两,把糖的事忘了。”
老周想起来了。是有这么回事。那五块钱他娘是给他寄来的,让他买件新衣裳。他没买衣裳,拿去请老余喝酒了。后来钱花完了,老余的五块钱却不见了,老余说是他偷的,他说不是,两个人就吵起来了。
“那五块钱,”老周说,“后来找到了吗?”
老余摇摇头:“没有。八成是掉在路上了,让谁捡去了。”
“那你当时……”
“当时气头上嘛。”老余笑了笑,“人一急,什么混账话都说得出来。你后来不也急了,说我是王八蛋,说这辈子不想再看见我。”
老周想不起来了。他不记得自己说过这样的话。可老余说他说过,大概是真的说过。人急了的时候,什么话都往外蹦,蹦完了就忘了,可挨骂的人记得。
“我那是气话。”他说。
“我知道。”老余说,“可气话也是话。听了,就记住了。”
七
夜深了。老周看了看窗外,月亮升起来了,挂在石榴树梢上,又圆又亮,把院子照得一片银白。老余站起来,走到门口,看着那棵树,看了很久。
“这树是她种的。”他说,“刚结婚那年种的,说等结了石榴给孩子吃。孩子没等到,石榴年年结,吃不完,就让它烂在树上。”
老周走到他身边,也看着那棵树。月光底下,那几个干瘪的果子挂在枝头,像几盏小小的灯笼,照亮了一段旧时光。
“我那老伴儿,”老余忽然说,“走之前跟我说,让我再找一个。说一个人过太苦,找个人作伴,也好有个照应。我说不找了,这辈子就你了。她笑我傻,说人死了就什么都没了,活着的人还要活着。我说我知道,可我就是不想找。”
他顿了顿,又说:“其实不是不想找,是找不着。这世上的人,你遇见了,错过了,就再也遇不见了。就像咱们俩,二十三年没见,今天遇见了,是老天爷开眼。可老天爷能开几回眼?一回就够了吧。”
老周听着,心里头像有什么东西在翻涌。他想说点什么,可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他伸出手,在老余肩上拍了拍,拍得很轻,像怕拍重了会把什么拍碎似的。
“回去睡吧。”他说,“明天我来,咱们商量商量去北京的事。”
老余回过头,看着他,眼睛里有泪光,可没流下来。
“你真要陪我去?”
“真陪。”
“你那身子骨,经得起折腾?”
“经得起。”老周说,“咱们才多大?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咱们离八十四还早着呢。”
老余笑了一声,笑着笑着,那泪光就闪了闪,不见了。
“好。”他说,“那就去。”
老周往外走,走到门口又站住了。他回过头,看见老余还站在石榴树底下,月光把他的影子拉得老长,一直拖到墙根底下。那个影子瘦瘦的,孤零零的,可老余站在那里,却好像在笑。
“明天见。”他说。
“明天见。”老余说。
老周出了门,往巷子外走。月亮照着他,把他也照成一个瘦长的影子,在地上拖曳着,歪歪扭扭的。他走得很慢,一步一步的,像是在丈量这条走了无数回的老巷。其实他二十三年没走过了,可走起来,还是那个步子,还是那个节奏,好像这二十三年只是一场梦,醒来了,什么都没变。
可什么都变了。
他想起年轻时候,他和老余在这条巷子里走过多少回?那时候他们走得快,迈着大步,几步就走到头了。现在他走得慢,一步一步的,好像每一步都要想一想,想好了才落下脚。
走到巷口,他又站住了。回过头,帽儿胡同已经隐在夜色里,看不清了。只有那棵石榴树的影子,还模模糊糊地立在那里,像一个人,站在月光底下,目送着他。
八
老周回到家,老伴儿还没睡,正坐在灯下织毛衣。见他进门,抬起头来,看了一眼他手里的茶叶。
“茶叶呢?”
老周愣了一下,这才想起那包茶叶他落在老余那儿了。
“送人了。”他说。
老伴儿没再问,低下头继续织毛衣。毛线是灰色的,织的是件背心,领口已经织好了,一圈一针的,整整齐齐。老周在她对面坐下,看着她织,看了好一会儿。
“我今天遇见个人。”他说。
“谁?”
“老余。余得水,以前在砖厂一起干活的。”
老伴儿手里的针停了一下,又继续织起来。
“就是那个跟你打架的?”
“是他。”
老伴儿没说话,等着他往下说。
“他得了尘肺,”老周说,“医生说最多活一年。”
老伴儿手里的针又停了。这回她抬起头来,看着老周,看了好一会儿。
“你想怎么着?”她问。
“我想陪他去趟北京。”
老伴儿沉默着,手里那件背心在她膝上堆着,灰色的,软软的,像一团雾。
“去多久?”
“没想好。看他想待多久吧。”
老伴儿又低下头,继续织毛衣。针在她手里一上一下,一上一下,发出轻微的响声,嗒,嗒,嗒。
“去吧。”她说。
老周看着她,看着灯下那张满是皱纹的脸,忽然觉得鼻子有些发酸。他跟这个女人过了四十多年,吵过,闹过,也恩爱过,平淡过。现在两个人都老了,头发白了,牙也掉了,可她还坐在这里,在灯下给他织毛衣。
“你也去。”他说。
老伴儿抬起头,愣住了。
“我?”
“嗯。一起去。”老周说,“咱们三个人,一起逛逛北京。”
老伴儿看着他,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闪动。她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又低下头去织毛衣。织着织着,眼泪掉下来,落在灰色的毛线上,洇开一小片深色。她没擦,就那么让它洇着。
老周站起来,走到她身边,伸出手,在她肩上拍了拍。拍得很轻,和拍老余时一样轻。
“不早了,”他说,“睡吧。”
九
第二天一早,老周就起来了。他去稻香村买了两斤槽子糕,又去菜市场买了些熟食,拎着往帽儿胡同走。走到巷口的时候,他看见老余已经站在那儿了,还是那件灰布衫,还是那个佝偻的背影。
“怎么站这儿?”他问。
老余回过头来,笑了笑:“等你。”
两个人往里走,走到那扇掉了漆的木门前,推开门,院子里还是老样子,石榴树,竹躺椅,那件旧毛衣还搭在椅背上。老周把东西搁在桌上,老余去灶间烧水,这回他听见里头咳嗽声轻了些,大概是今天身子爽利些。
“我那口子也去。”老周冲灶间喊了一声。
老余拎着壶出来,愣了一下:“去哪儿?”
“北京啊。她也去。”
老余看着他,眼睛眨了眨,好像没听懂。
“三个人一起。”老周说,“你不介意吧?”
老余愣了好一会儿,忽然笑起来,笑得眼睛都眯成两条缝了。
“介意什么?”他说,“人多了热闹。”
老伴儿是下午来的。她穿着那件刚织好的灰色背心,外面套了件藏青色的外套,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脸上还抹了点粉。老余看见她,愣了一愣,然后赶紧站起来,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
“嫂子好。”他说。
老伴儿点点头,上下打量了他一番,说:“瘦了。”
老余讪讪地笑着,不知道该说什么。老伴儿也不再多说,走进屋里,四下里看了看,然后卷起袖子,开始收拾。老余想拦,她摆摆手,说:“你们坐着说话,我来。”
老周和老余就坐着,看着她把那些落满灰的瓶瓶罐罐擦干净,把堆在墙角的杂物归置整齐,把窗台上那盆快干死的吊兰浇了水。她干得很慢,干一会儿歇一会儿,可她不让人帮忙,说男人干不了这细活。
天快黑的时候,屋里亮堂多了。老伴儿坐下来,喘着气,接过老余递来的茶,喝了一口。
“这屋子,”她说,“缺个人。”
老余点点头,没说话。
“以后我来。”老伴儿说,“隔三差五的,给你收拾收拾,做顿饭。”
老余抬起头,看看她,又看看老周,嘴唇动了动,好半天才说出话来:“这……这怎么好意思。”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老伴儿说,“都是老邻居了。”
老周在旁边听着,心里头暖暖的,又酸酸的。他知道老伴儿的心思——她是在替他补偿,替他这些年欠下的那些。
十
去北京的事,定在十天后。老余说要准备准备,其实也没什么好准备的,就是把那件压箱底的中山装翻出来,让老伴儿帮着熨了熨,又理了个发,把那一头乱糟糟的白发剪短了些,看起来精神多了。
临走前一天晚上,老周又去了帽儿胡同。他推开门,看见老余正坐在石榴树底下,手里捧着一张照片,借着屋里透出来的光,看得入神。
“谁的照片?”他走过去,挨着老余坐下。
老余把照片递给他。是一张旧照片,黑白的,边角都磨毛了。照片上是三个人,两个年轻人,中间站着个小孩。老周认出来,那两个年轻人是老余和他老伴儿,那小孩,就是那个八岁就没了的孩子。
“这孩子长得像你。”老周说。
老余点点头:“像。鼻子眼睛都像我。就是性子不像,太老实,老让人欺负。有一回让邻居家孩子打了,回来也不说,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他说着,伸出手,在照片上摸了摸,摸着那孩子的脸。
“他要是活着,今年该四十二了。”他说,“该娶媳妇了,该有孩子了。我那孙子,也该上中学了。”
老周听着,没说话。月光底下,老余的脸皱成一团,眼眶红红的,可没掉泪。他看了一会儿,把照片收起来,揣进怀里,贴着心口放着。
“走吧,”他站起来,“明天还要赶火车呢。”
十一
火车是早上七点的。老周一宿没睡踏实,天不亮就起来了,把昨晚收拾好的行李又检查了一遍,生怕落下什么。老伴儿也起来了,煮了一锅粥,炒了两个菜,逼着他吃了。
“多吃点,”她说,“路上饿。”
老周喝了半碗粥,吃不下去了。他看着窗外,天还没亮透,灰蒙蒙的,路灯还亮着,照着空荡荡的街道。
“走吧。”他说。
两个人拎着行李出了门,走到巷口,老余已经在那儿等着了。他穿着那件熨过的中山装,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手里拎着一个旧皮箱,皮箱上绑着一根麻绳,怕散了架。看见他们,他笑了笑,笑里带着点紧张。
“没晚吧?”他问。
“没晚。”老周说,“走吧。”
三个人往公交站走,走了没多远,老余忽然站住了。他回过头,看着帽儿胡同的方向,看着那棵石榴树露出墙头的枝叶,看着那扇掉了漆的木门,看了好一会儿。
“怎么?”老周问。
老余摇摇头,转过身来,继续往前走。
“没怎么。”他说,“就是看看。”
公交车上人不多,三个人找了座位坐下。老余把皮箱搁在脚边,手还扶着,怕它跑了。他扭头看着窗外,看着那些熟悉的街景一点点往后退,一点点变小,最后看不见了。
“多少年没出过城了?”老周问。
老余想了想:“二十年?二十五年?记不清了。反正那年送她回娘家,坐过一回火车,后来就再没坐过。”
“她娘家在哪儿?”
“石家庄。”老余说,“后来老人没了,就不去了。”
火车站在晨光里醒过来,人声鼎沸,熙熙攘攘。老余跟在老周后头,走得小心翼翼,怕撞着人,也怕让人撞着。他好久没见过这么多人了,眼睛都不够使的,四下里看着,什么都新鲜。
“这么多人。”他说。
“都出门呢。”老周说。
进站,检票,上车。老余的座位靠窗,他坐下来,把脸贴在车窗上,往外看。站台上人来人往,送站的,接站的,扛着大包小包的,拖儿带女的,乱成一团。他看着看着,忽然笑了。
“笑什么?”老周问。
“想起那年咱们去石家庄,”老余说,“也是坐火车,也是靠窗坐着。你非要跟我换座,说想看看窗外。我说有什么好看的,不就是庄稼地吗。你说,庄稼地也好,比厂里的砖好看。”
老周想起来了。是有这么回事。那会儿他们去石家庄出差,买的是慢车票,咣当咣当晃了大半天。他靠窗坐着,看着窗外的庄稼地,看着那些绿油油的玉米秆子,看得入神。老余在旁边睡了一路,醒来问他到了没有,他说还早着呢。
“那会儿年轻,”老周说,“看什么都新鲜。”
“现在呢?”
老周想了想,说:“现在也新鲜。就是新鲜法不一样了。”
火车开了。先是慢慢悠悠地动,然后越来越快,窗外的景物开始往后飞驰。楼房,街道,树木,电线杆,全都模糊成一片,像一幅被水洇湿的画。老余看着窗外,看着那些他从未见过的地方,眼睛一眨不眨的。
“外头真大。”他说。
十二
到北京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两点了。三个人出了站,站在广场上,被秋天的太阳晒得眯起眼睛。老余抬头看着那些高楼大厦,看着那些来来往往的人群,看着那些他只在电视里见过的景象,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先去酒店。”老周说,“放下东西,歇一会儿,再出来逛。”
老余点点头,跟着他走。可他的眼睛还在四下里看着,怎么也看不够似的。走到酒店门口,他忽然站住了,指着对面一座高楼问:“那是什么?”
老周看了看:“写字楼。”
“写字楼?”老余念了一遍这个词,好像在记一个生词,“里头的人都写字?”
老周笑了一声:“不是那个写字,是办公的。”
老余点点头,可看那眼神,还是不太明白。
酒店是提前订好的,两间房,老周和老伴儿一间,老余一间。老余进了屋,四下里看着,摸摸床,摸摸电视,摸摸卫生间的马桶,像个进了大观园的刘姥姥。
“这得多少钱一晚?”他问。
老周说了个数。老余吓了一跳,眼睛瞪得老大。
“这么贵?咱们换个便宜的吧。”
“不用。”老周说,“难得来一回,住好点。”
老余还想说什么,老伴儿在旁边插嘴说:“他给你订的,你就住着。别替他省。”
老余看看她,又看看老周,嘴张了张,没再说下去。他走到窗前,拉开窗帘,看着窗外的北京城,看了很久很久。
“真高。”他说。
十三
下午去了天安门。老余站在广场上,看着那座红墙金瓦的城楼,看着城楼上挂着的毛主席像,看着那些排着队照相的人,表情有点恍惚。
“这就是天安门?”他问。
“这就是。”老周说。
老余不说话,就那么看着。看了好一会儿,他忽然往后退了几步,站定了,冲着城楼鞠了一躬。
老周和老伴儿都愣住了。旁边有几个人也看过来,不知道这老头在干什么。
“你这是……”老周问。
老余直起身来,脸上有点不好意思:“我爹那辈儿,就念叨着要来北京看看天安门。后来他到死也没来成。我替他还个愿。”
老周听着,心里头有点不是滋味。他想起自己当年站在长城上,想的是老余要是也在就好了。现在老余在,站在天安门广场上,替他爹还愿。
“走吧,”他说,“去跟前看看。”
三个人往城楼走,走得很慢。老余走几步就停下来,抬头看看,走几步又停下来,再看看。走到金水桥边,他扶着栏杆,看着桥下的水,水很清,映着天,映着城楼,映着来来往往的人。
“这水,”他问,“流到哪儿去?”
老周不知道。他想了想,说:“大概是护城河吧。”
老余点点头,又看了一会儿,才继续往前走。
城楼下头人更多,排着队等着上去。老余看了看那长长的队伍,摇摇头说:“不上了,就在下头看看就行。”
“怎么不上?”老周问。
“腿不行,”老余说,“爬不动了。”
老周看看他的腿,没再劝。三个人就在城楼下头站着,仰着头看那些红墙金瓦,看那些雕梁画栋,看那些他们只在课本上见过的东西。
“真好看。”老余说。
十四
晚上吃了顿烤鸭。老余第一次吃,不知道怎么吃,看着那盘切好的鸭肉,那叠薄饼,那几碟酱和葱丝,不知道从哪儿下手。老周教他,拿一张饼,放上肉,抹上酱,放上葱丝,卷起来,吃。
他学着卷了一个,塞进嘴里,嚼了嚼,眼睛亮了。
“好吃。”他说。
老周看着他吃,自己也吃。老伴儿在旁边,慢慢地卷,慢慢地嚼,偶尔给老余添点茶水。老余吃了半只鸭,又喝了两碗鸭架汤,吃饱了,靠在椅背上,摸着肚子,一脸的满足。
“这趟来得值。”他说。
老周笑了一声:“这才第一天,就说值了?”
老余也笑,笑着笑着,那笑容就收了回去。他看着桌上的残羹冷炙,看了好一会儿,忽然说:“要是她也活着,该多好。”
老周知道他说的是谁。他没说话,只是伸出手,在老余肩上拍了拍。
老伴儿在旁边说:“她在天上看你呢。看你吃得好,玩得好,她也高兴。”
老余抬起头,看着她,眼眶红红的,可没掉泪。他点点头,说:“嗯,她肯定高兴。”
十五
第二天去了长城。坐了两个多小时的车,又坐了缆车,才到了上面。老余站在长城上,扶着城墙,往远处看。山峦起伏,长城蜿蜒,一直伸到天边,看不见尽头。风吹过来,凉凉的,带着草木的气息。
“真长。”他说。
老周站在他旁边,也看着远处。他想起那年自己站在长城上,也是这么看的,也是这么想的。那时候他三十多岁,年轻力壮,爬了好几段都不觉得累。现在他七十多了,爬几步就喘,得扶着墙才能站稳。
“老了。”他说。
老余转过头,看着他,笑了笑:“谁不老。”
两个人就这么站着,站在两千年的长城上,看两千年的风从远处吹来,吹过他们的脸,吹过他们的白发,又吹向远处。那些风里,有千百年来无数人的叹息,有无数人的梦想,有无数人的别离。现在,又多了一个老余和一个老周的。
“你说,”老余忽然问,“这长城,真的能看见月亮那头吗?”
老周愣了一下,不明白他在说什么。
老余解释说:“小时候听评书,说孟姜女哭长城,哭得城墙倒了,露出她男人的骨头。评书里说,那骨头对着月亮,能照出人影来。我就想,这长城,大概能看见月亮那头吧。”
老周听着,不知道该说什么。他看着老余,看着那张被风吹得有些发红的脸,看着那双混浊的眼里忽然闪过的光,心里头有什么东西在翻涌。
“大概是能的。”他说。
老余点点头,又看着远处,看了很久很久。
十六
在北京待了五天。去了故宫,去了颐和园,去了天坛,去了北海。老余每到一个地方,都要看很久,都要问很多问题。这是什么,那是什么,这是干什么用的,那是干什么用的。老周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不知道的就瞎编,老余也不管真假,都信了。
最后一天晚上,三个人坐在酒店的房间里,谁也不说话。窗外的北京城灯火通明,车水马龙,热闹得很。可屋里静静的,只有空调的嗡嗡声,和偶尔的咳嗽声。
老余坐在窗前,看着窗外的夜景,看了很久很久。然后他回过头来,看着老周,笑了笑。
“谢谢你。”他说。
老周摇摇头:“说什么谢。”
“真的谢谢你。”老余说,“要不是你,我这辈子,大概就死在那个小院里了,哪儿也看不见。”
老周听着,心里头像有什么东西堵着,说不出话来。
老伴儿在旁边说:“以后还能来。每年都来,想去哪儿去哪儿。”
老余摇摇头,又笑了笑,这回笑里带着点孩子气的不好意思:“明年?明年的事,谁知道呢。”
老周知道他在说什么。他看着老余,看着那张被病痛折磨得有些变形的脸,看着那双混浊却依然有光的眼睛,心里头像有什么东西碎了,又有什么东西在慢慢愈合。
“以后的事以后再说。”他说,“今天先把觉睡好,明天还要赶火车呢。”
老余点点头,站起来,走到门口,又回过头来。
“秉义。”他说。
“嗯?”
“下辈子,咱们还做兄弟。”
老周愣住了。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可什么都说不出来。他只是点了点头,看着老余推开门,走进走廊,消失在拐角。
门关上了。
屋里又静下来,只有空调的嗡嗡声,和老伴儿轻轻的呼吸声。老周站在窗前,看着窗外的北京城,看着那些闪烁的灯火,看了很久很久。
老伴儿走过来,站在他身边,没说话,只是把手伸进他的手里,握住了。
老周握紧她的手,还是看着窗外。
窗外,北京的夜,深了。
十七
回去以后,老周隔三差五就去帽儿胡同,给老余送点吃的,陪他说说话。有时候老伴儿也去,帮着收拾收拾屋子,做顿饭。老余的精神时好时坏,好的时候能下床走几步,坏的时候就在床上躺着,咳嗽一宿一宿的。
入冬那天,老周又去了。推开门,看见老余坐在石榴树底下,穿着那件灰色的中山装,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像是专门在等他。
“来了?”老余问。
“来了。”老周说。
老余指了指旁边的竹躺椅,让他坐。老周坐下来,看着那棵石榴树,树叶都落光了,光秃秃的枝丫伸向灰蒙蒙的天空。那几个干瘪的果子还在,挂在枝头,摇摇晃晃的。
“这树,”老余说,“明年不结果了。”
老周没说话。
“她走那年,这树结了可多果子。”老余说,“红彤彤的,挂了一树。我说摘了吧,她说别摘,让它在树上挂着,好看。后来就一直没摘过。”
他说着,站起来,走到树下,伸手摸了摸那几个干瘪的果子。果子已经硬了,像几块石头,挂在枝头,摇都不摇一下。
“人跟树一样,”他说,“到岁数了,就不结果了。”
老周站起来,走到他身边,也看着那棵树。两个人就这么站着,站在冬天的院子里,站在那棵不结果子的石榴树底下,谁也没说话。
过了好一会儿,老余忽然说:“秉义,我该走了。”
老周愣了一下:“去哪儿?”
老余回过头来,看着他,笑了笑,笑得很平静。
“你说呢?”
老周明白了。他看着老余,看着那张瘦得皮包骨头的脸,看着那双已经浑浊得快要看不清的眼睛,心里头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揪了一下。
“什么时候?”他问。
“就这两天吧。”老余说,“我有感觉。”
老周不知道该说什么。他只是站在那里,站在老余身边,站在那棵石榴树底下,站了很久很久。
老余伸出手,在他肩上拍了拍。
“别难过。”他说,“咱们这辈子,能再见一面,能一起去趟北京,够了。”
老周点点头,还是说不出话来。
老余收回手,又看着那棵树,看着那几个干瘪的果子,看了很久很久。
“帮我把它们摘了吧。”他说,“带回去,给她尝尝。”
十八
老余是三天后走的。
老周那天早上起来,心里头就发慌,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老伴儿看他那样,说:“去看看吧。”
他点点头,穿上衣服就往外走。走到帽儿胡同的时候,看见那扇掉了漆的木门开着,他心里咯噔一下,加快步子往里走。
老余躺在床上,穿着那件灰色的中山装,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脸上很平静,像是睡着了。老周走过去,伸出手,在他脸上摸了摸,凉的。
他在床边坐下来,看着老余,看了很久很久。屋里很静,只有窗外那棵石榴树在风里轻轻摇晃,发出沙沙的响声。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老余脸上,照得那张皱纹纵横的脸安详得像一个孩子。
老周忽然想起他们年轻时候的事。想起他们在砖厂一起干活,一起喝酒,一起骂工头。想起老余替他挨的那一铁锨,血淌了一背。想起那五块钱,想起那一架,想起二十三年没见。想起街角遇见那天,老余蹲在墙根底下逗蚂蚁,抬起头来,朝他笑了笑。
他伸出手,把老余的衣领整了整,又把他额前的几根白发往后捋了捋。然后他站起来,走到院子里,把那棵石榴树上最后几个干瘪的果子摘了下来,用一块手帕包好,揣进怀里。
回身再看一眼。老余还躺在那里,阳光还照在他脸上,那棵石榴树还在风里轻轻摇晃。一切都和来时一样,可一切都不一样了。
老周关上门,门轴吱呀一声,像一声叹息。
他往外走,走到巷口,又站住了。回过头,帽儿胡同还是那条窄窄的巷子,两边墙上爬满了干枯的爬山虎,在风里瑟瑟发抖。那扇掉了漆的木门,已经看不见了。
他在那里站了很久,久到太阳从云层里钻出来,又钻进去。然后他转过身,一步一步地往前走,走进那条他走了无数回的街道,走进那个他生活了一辈子的城市,走进那个没有了老余的人间。
怀里那几个石榴果子,硬邦邦的,硌着他的心。
十九
开春的时候,老周又去了趟帽儿胡同。
那扇掉了漆的木门锁着,他从门缝往里看,看见那棵石榴树发了新芽,嫩绿的叶子在春风里轻轻摇晃。树下那张竹躺椅不见了,那件旧毛衣也不见了,只有一地的落叶,被风吹得七零八落。
他站了一会儿,转身要走,忽然看见门框上贴着一张纸条,已经被雨淋得发白了,上面的字迹还依稀可辨:
“老周,我走了。这院子,你看着办吧。”
没有落款,没有日期。可那字迹,他认得。
他把纸条揭下来,折好,揣进怀里。然后他又往门缝里看了一眼,看了那棵石榴树最后一眼,转过身,走了。
走出去很远,他忽然想起一件事。那年他们去北京,在长城上,老余问他,这长城能看见月亮那头吗。他说,大概是能的。
现在他想,老余大概真的看见了。
在月亮那头,有他等了一辈子的人。有他的老伴儿,有他那八岁就没了的孩子。他们站在月亮上,往下看,看见他一个老头子,站在一扇掉了漆的木门前,站了很久很久。
他抬起头,看了看天。天很蓝,蓝得像那年在北京看见的天。有几朵白云慢慢飘过去,飘得很慢,像是不着急去哪儿。
他低下头,继续往前走。
怀里的那张纸条,硌着他的心。可那棵石榴树,发了新芽。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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